作者：Foreign Policy

值得胜利的国际教育竞赛，是美国和其他各国为了迎接21世纪的巨大挑战，发展智力能力的竞赛——但先来后到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美国不再能够吸引到顶尖的优秀人才。”

错。虽然美国人对他们的小学和中学的表现担忧了好几十年。但要知道，至少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独一无二的，这足以令美国人安心。美国曾一直对国际学生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过在今天，美国大学的领导们开始为其他国家在国际学生市场上的追赶感到焦躁不安。数字似乎证实了这点。根据最新数据，美国的外籍学生比重从2000年的24%下降到了2008年的不到19%。与此同时，尽管远低于美国外籍学生的数量，但对比2000年时的水平，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则迎来了上升。

留学生的国际分布确实在变化，这反映出了一个竞争程度更高的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然而，美国的外籍学生数量比十年前多了许多——2008年时比2000年多了14.9万人，上升了31%。而事实是，离开本国求学的学生总体数量比以前更多。1975年，全世界的留学生约有80万人；到2000年，人数达到了200万；再到2008年，数量膨胀到了330万人。换句话说，美国不过是拿了蛋糕中的一小块，而这个蛋糕变得大得多了。

即便份额在衰落，美国在市场上还是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英国领先了9个百分点。在国际研究生方面，美国大学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些对国家经济未来竞争力具有直接影响的领域，具有特别强大的吸引力。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等学科方面，美国每10名博士生中，就有6名来自国外。

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尽管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国际学生数量，已经从9•11后的急剧下滑中恢复了过来，但在美国大学取得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人数量，却在最近出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下降。美国的院校面临这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国家大学的挑战。而美国严厉的签证政策或许会更加鼓励海外学生另谋他路。放弃吸引全世界顶尖人才对国内大学和国内经济的好处，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损失。

“美国的大学将会被超越。”

没那么快。毫无疑问，新兴国家蓬勃高涨的研究志向，已经侵蚀到了北美、欧盟和日本长久以来的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在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引领下，亚洲在世界研究开发支中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27%上升到了32%。传统的研究带头人，则在同期内出现了下滑。从2002年到2008年，美国在权威学术出版物数据库汤姆森•路透科学引文索引（Thomson Reuters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的论文份额从30.9%下降到了27.7%，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快。与此同时，同一索引中收录的中国出版物数量却超过了从前的两倍。巴西科学论文的数量也是如此，而该国的研究院校在20年前可能还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注意。

知识生产的地理转变自然值得注意，但和国际研究室倡议样，美国只是反映出了一块急速扩展的蛋糕中，份额较小的一块。在过去10年中，全世界的研发支出都在大规模提高，从7900亿美元到1.1万亿美元，上升了45%。此外，从2002年到2007年，美国的全球研究开支份额从2770亿美元下滑到了3730亿美元，不过下滑显示出了定值美元的健康增长。同期内，美国研究开支占GDP份儿相对来说远远高出国际水平。美国的研发投资仍然比亚洲国家的综合还多。

同样，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在世界科学刊物中份额的衰落着实糟糕，但2008年列入汤姆森•路透索引的刊物总数量却比2002年增长了3倍还多。即便国际领头羊的地位正在下滑，美国研究者在2008年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还是比2002年多了46000多篇。此外，无论如何，研究发现并不会保留在它所发生的国家内——知识是一种公共物品，很少具有国界性。任何地方的革新者，都可以将某国研究院校的发现资本化。国家不应对本国的研究份额上升漠不关心——毕竟重大突破在经济上和学术上具有始料未及的效果——但国家也不应为其他国家尖端发现的增加感到恐惧。

“其他国家会追赶上美国。”

或许，但别指望太快。同时也别觉得这无所谓。毫无疑问，国际学术市场成长得比以往更具竞争力。从中国到韩国，再到沙特阿拉伯，世界各国都将创造世界级院校和重振名校雄风放在了最优先级别上。而且它们还严肃地为此投入了资金：中国在扩招和改善精英研究院校上耗费了数十亿，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也向新成立的阿卜杜拉理工大学（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注资了100亿美元。

但美国并非其表面上的竞争者那样，仅有几所经营院校，反而拥有一大批杰出院校。兰德公司200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引用最多的科技论文中，有将近三分之二来自美国，而且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受雇于美国院校。此外，美国还耗费了本国GDP的2.9%用于中学后教育，大约是中国、欧盟和日本在2006年时的两倍。

然而，虽然精英院校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不太可能被完全推翻，但这一秩序会在未来十年中逐渐动摇。特别是亚洲国家，正在取得惊人的进步，而且有可能在未来半个世纪，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产生一系列顶尖大学。比方说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就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切切实实的声望。

但从长远来看，国家在大学等级排名中的位置会变得越来越不相关，因为美国人对于谁是“我们”谁是“他们”的理解会逐渐发生变化。学生和人才的流动性水平已经史无前例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决定性特点。以不同国家合作发表文献数量衡量的跨国科学协作，已经在最近20年中翻了一番。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通过加强与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西方精英院校的合作，在本国大学中快速启动了学术卓越的文化。

一所大学到底要同一个特定的位置联系起多少？人们也在反思这个问题。从德州农业机械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到索邦大学（Sorbonne），尽管喜忧参半，但西方大学通过在亚洲和中东开设大约160所分校，引来了许多关注。而这些分校中，有许多是在过去十年中成立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最近更进一步，在阿布扎比开设了全面的文科分校。该分校是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设想的“全球网络大学”的一部分。就像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副校长尼格尔•斯利福特（Nigel Thrift）所说的那样，我们会在某天见到院校之间的合并——或许最终，大学就会成为跨国公司那样。

在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教育时代中，冷战中的卫星警报，今天的上海恐慌，以及潜伏在地平线下，尚未发生的后续，都不会再有存在的空间。值得胜利的国际教育竞赛，是美国和其他各国为了迎接21世纪的巨大挑战，发展智力能力的竞赛——但先来后到并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假如美国人前所未有的衰退感能够激励教育家们提出富有创新性的意见，那当然很好，但别指望他们能把这个国家带回到教育上的黄金时代——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样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