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在美国做寄养家庭中介的朋友跟我说过一个故事：有对中国父母联络到她，请她帮忙给正要来美国读高中的儿子安排一户寄养家庭，客人说：“我们家在中国也算是有头有脸的，我们希望寄养家庭的主人最好都是哈佛毕业的社会菁英人士。”朋友拒绝了这单生意：“我对他们说，在我看来所有人都有头有脸，没头没脸的那是怪物。”

        朋友开设这家寄养家庭中介公司已经五年多了，她的寄养家庭网络遍及全美，要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菁英家庭”并非难事，让她不能认同的是这对父母以他们的中式思维为孩子在美国铺路的做法。从私心说，这意味着作为中介的她，在今后几年与这对父母打交道时可能会不断出现磕磕碰碰，但她更断定这样的父母注定会给在美国生活的孩子带来数不清的麻烦。

        每年九月开学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的父母开始为离家在外的儿女牵肠挂肚，但相对于在国内读书的学生，来美国读书的留学生的父母心理可能会更难调适，特别是那些来读初中高中的“小留学生”的父母。据美国官方统计，从2010年到2011年有24000多名14岁到17岁的中国学生来美国读高中，占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的15%。而根据现有的2012年最新数据，从总数上看，在美国的中国内地留学生（不包括港澳台）已经达到194000人，使中国内地成为美国最大的外国生源地。

        简单的数字背后却是跌宕起伏的复杂心情。在多年的精心准备之后，在孩子成功入学的喜悦之后，在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告别宴会、购物、打包之后，在看着玻璃墙外的飞机起飞之后，父母心中难免会不断闪回那些在电影中看过或在新闻里读过的恐怖画面——毒品、抢劫、黑人区满天乱飞的子弹；难免会在深夜被噩梦惊醒吓出一身冷汗。

        这种担心并非都是杞人忧天。美国虽说不是《法律与秩序》或《CSI》中描绘的那样罪案泛滥人人自危，但也不是人人都无忧无虑自由徜徉的净土。八月底，一名刚从中国来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读书的新生一下飞机就被黑车司机瞄上，从机场到学校原本只有不到200多美元的打车费，却被强收了4000多美元。

        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读书，初次离家付出点儿成长的代价在所难免。但如果孩子在中国，父母尚可以根据自己过去的经验给他们一些指导或者干脆直接出手把孩子的事大包大揽，让他们少走弯路。而孩子来了美国，父母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经验和教训不仅可能完全不适用，更可能与美国文化相左，如果父母硬要介入，往往适得其反。

        几年前在纽约曾经有来自中国新移民家庭的小学生，在课堂上沉默寡言，被老师误认为是有学习障碍，差点被转到专为这类孩子开设的特殊教育班，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孩子其实非常聪明，沉默只是因为父母在家中常常教导他遇事要想好再说。

        这几年，中国人越来越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年轻一代的父母很少再用“三缄其口”“沉默是金”这样老掉牙的“保命哲学”来教育孩子，中国孩子在美国课堂上已经不再是“沉默的少数”。但更多表象之下的文化差异对于远隔重洋的中国父母来说仍然很难弄明白。

        比如做寄宿中介的朋友遇到的那对父母触碰的就是当代中美文化在“菁英意识”方面完全相反的认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优渥的家庭背景在年轻人的人生之路上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要不然华尔街大公司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国官二代任要职了。

        但美国文化一向崇拜草根英雄，靠家庭背景搏上位被看成是丢脸的事。几年前，希拉里为选总统辞去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职位时，肯尼迪总统的女儿凯若琳原本有机会成为继任者，就是因为受不了“靠老爸”的闲话，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几年，占人口1%的高收入人群成了众矢之的，“elite”这个词连带着几乎成了贬义词。“有头有脸”的中国家庭的孩子来到美国，学会如何放下身段和美国“群众”打成一片，比大张旗鼓的打出“菁英”的旗号来寻找门当户对的寄养家庭要重要的多。

        不过文化差异只是让这对父母吃了寄养中介的闭门羹，比起曾经在爱荷华大学留学的唐鹏的父母来说，他们要幸运的多。唐鹏去年被女房东以强奸罪告上法庭，他的父母居然从中国飞来托人去找受害人，表示愿意出钱让她修改证词，却不知犯了美国司法的大忌。结果二老也因“干扰证人”锒铛入狱，要不是法官念着文化差异网开一面，两人现在可能正在爱荷华与儿子一起服刑呢。

        要逐一列出这样的文化差异可能需要一部百科全书，但中国父母要避免这种弄巧成拙的尴尬只要记住一个条准则：如果孩子走在美国的街上，就别在头上硬替他撑一把中式遮阳伞。

        小马终须过河，也终会平安，人类生生世世繁衍不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